三招出奇打造新型政商关系

三招出奇打造新型政商关系

自商品经济以来，企业发展都绕不开“政商关系”这个话题，这既是一个文化问题、法治问题，也是中国在转型时期必须要正确面对的一个问题。　　从概念上讲，政商关系包含两个内容：政府和企业关系，这是从国家职能、法治建设的角度看；官员和企业家个人的关系，这是从文化层面、道德规范的角度看。原始社会强调氏族文化，封建社会强调家族文化，市场经济下则强调公司文化。在市场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今天，打造新型政商关系需要建立新型服务型政府，而不是权力型政府；建立具有现代化公司制度的企业，而不是家族私营企业；建立合理的信息披露制度，而不是政商之间暗箱操作。

我们要建立服务型政府，不仅要管住权力还要消灭一部分权力，从战略高度取消国家不必要的行政审批。除了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还要反思笼子里的权力是必要的吗？没有权力，企业自然不需要“巴结”政府。我国的问题就在于部门审批过多、权力过大。以民间股份制银行的建立为例，吴英案后，计划以每年300家的速度建立县域股份制银行，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是现在连3家都没有建立起来，原因就在于审批部门以各种名义进行阻碍。　　若把竞争市场比作球赛，政府应该做裁判员维护市场的公平秩序，而不是做教练员决定谁上场。建立新型政商关系必须釜底抽薪，拿审批型政府部门开刀，削减行政权力。证监会注册制改革走出了一小步，“一行三会”应该顺着这个思路继续下放权力。　　中国的立法和执法之间存在巨大的缝隙，所以在法治层面上出现了“立法过严，违法普遍，执法不纠，法外特权”的现象，立法缺乏广泛的考虑和效益的评估，往往导致所有人都在眼皮底下违规违法或是处于违法的边缘，而执法机关居于有利地位充满弹性，想抓谁就抓谁，想罚谁就罚谁。另外各个部门不管是出规定、条例、办法，总是从自己部门角度考虑，银监会、证监会都以部门利益为第一，《中国立法法》修改，新一批法规的出台必须以公正为基准，以重监管、轻审批为思路。　　从企业自身角度来讲，良好的治理结构是关键。政商关系的处理，其实是资本和权力的博弈，中国由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这和40年前必须要靠企业家个人“莽撞”搏出路和跑关系要批条不同，现在各个企业的生产要素，像资金、原材料和后期的销售都纳入了市场竞争，可是我们的企业治理方式却没有相应地进行变革，在西方500强企业都没有一股独大的情况下，还徘徊在认识的误区上，把家族企业作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方向，把国有独资变成私有独资。　　若要建立新型政商关系，企业应当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培育职业经理人，让股东退居幕后。美国政商关系以大公司为主，大公司支持政治家上台，可是追索大公司的背后却找不到大股东和大资本家，全是基金和机构，董事会里甚至没有股东董事，全是独立董事，所以职业经理人在西方实现了劳动战胜资本，法人所有权则彻底改变了大资本家的形象。中国打造市场经济主导下的新型政商关系，也必须要引导企业从一股独大的家族企业向现代化企业过渡，形成企业内部董事会的制约。　　企业与政府的交往，最重要在于信息披露。过去企业家讨好政府，因为“不贪不腐不出力，不吃不喝不办事”。在中国新反腐风暴下，这个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观。但是我们常常有疑问，美国政治家上台为何可以公开对外募捐？各个财阀党派为自己的利益资助政治人物，比如说为了获得一个工程提出援建一个小学，西方也是允许的，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信息披露。　　披露问题有几个重要涵义，首先，官员财产要披露，特别是这些有“吹哨”功能，享有决定权的政府官员财产要放在阳光下晒一晒，当权者的财产不仅要公示还要制度化。其次，政商财务往来要披露，可以有经济往来，但是要暴露在阳光下，让人民看到钱的流向，让“润滑剂”接受法律的考验。而配合着财产披露制度，中国还需要通过高薪养廉来解决官员工资问题，这个制度关键在于要逐渐把退休和养老的比重放大，增大贪腐的成本，让辞职罢免对官员来说极不划算，才会让人不轻易腐败。现在，国企带头限薪限酬，这种做法只会让每一个官员都不够珍惜其岗位和职务。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结合高薪养廉才能实现从官员不敢贪、不能贪到不想贪的跃变，这也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相辅相成，通过精简政府职能，裁剪职员，然后再对集中下来的精英实行高薪养廉，让腐败在制度的保证下消失，让政商关系变得健康。　　当代中国的政商腐败问题不是企业家或官员个人品质低劣，而是制度上出了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有三点要做，其一是立法层面，那些让所有人都违法或处在违法边缘的法律法规必须要改要删；其二是缩小立法和执法之间的缝隙，特别是关系人民生活的法律法规，不能留下寻租的空间；其三是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和随机抽查制度，不能搞有预先通知的大检查。这才是建立以市场经济为主导下的中国新型政商关系的阳光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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