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石油自给会带来改变吗-【zixun】

美国石油自给会带来改变吗？

在新开发技术尤其横向钻井技术的推动下，原来无法开采的大量页岩油气储藏得到释放，造成近年来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强劲增长，以至于在2011年，美国自1949年以来首次成为石油制品净出口国。按照国际能源署去年10月发布的报告预计，到2020年，美国的石油产量将超过欧佩克最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这一前景不仅将会彻底改变全球能源市场贸易格局，彭博通讯社2月13日甚至质疑：随着美国再次成为石油大国，欧佩克组织究竟还能生存多久？

更重要的地缘政治问题是，美国的石油自给会对中东尤其海湾地区产生什么样的冲击？

美国两度被折辱

1980年代初期中国引进的第一批好莱坞电影中，有一部名为《车队（Convoy）》，讲的是一位长途卡车司机“橡皮鸭子”与公路警察作对的故事，社会背景则是我行我素的世界老大美国，如何在中东产油国家的钳制之下，不得不做出社会生活方式的重要改变。

汽车是美国现代生活和个人自由的最好标志，尤其是195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发起建造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大大强化了汽车在美国生活的作用。州际高速公路系统的郊外最低设计时速是120公里，建成后的实际驾驶速度一直超过了129公里。1973年中东赎罪日战争爆发后，欧佩克属下的中东产油国家在沙特阿拉伯领头下，破天荒地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触发了美国国内空前的石油供应危机。为了降低石油消费，美国国会和尼克松政府被迫于1974年通过和签署了“国家最高时速法”，强行在全国范围内限制公路最高时速为不到89公里。

突然把公路时速硬性降低30%以上，无疑是对美国人日常习惯和个人自由的极大冲击，特别是每日驾驶时间有严格限制的卡车司机的生计更受到严重损害。除了人们普遍违法超速驾驶，执行最高时速法的公路警察也成为社会最憎恶的对象。1975年，一首题为《车队》的“抗议性”歌曲因此迅速红遍全美，几年后被好莱坞拍成上述电影。

美国朝野对这一“屈辱性”经历自然耿耿于怀，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也因此于1975年发端。同年3月，发起石油禁运的沙特国王费萨尔被刚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侄子刺杀，动机至今扑朔迷离。阿拉伯舆论普遍认为这与费萨尔国王的石油禁运决策有关。清楚的事实是费萨尔国王的反美举动，是罗斯福总统与老沙特国王达成以军事保护换取石油供应协定以来的唯一例外，自此之后的各任沙特国王都积极亲美，再无费萨尔的“轻举妄动”。

另外一个历史事实，便是自从欧佩克成立以来，中东主要产油国逐渐掌握了石油生产和定价的主动权。而美国和欧洲社会对石油的高度需求，造成西方世界向石油出产国的财富大流动，尤其是流向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虽然不少石油美元由于购买昂贵的西方武器而回流美欧，巨大的石油财富还是显著增加了海湾石油出产国尤其沙特的国际影响力。

沙特阿拉伯控制伊斯兰头号圣地麦加，其实从1924年“太祖”老沙特武力征服汉志王国才开始。这之前，麦加几乎一直归阿拉伯哈希姆家族世袭的麦加沙里夫（Sharif，阿拉伯语指贵族）管辖，当地许多古迹都有千年以上历史。而在沙特瓦哈比教派“反偶像崇拜”原教旨狂热下，当地90%以上的古迹被摧毁。沙特政府今天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并不是拥有圣地麦加，而是巨大的石油美元支持下的对外宗教宣传和金钱援助。

在当今伊斯兰世界中，沙特援建资助的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Madrasah）比比皆是。仅仅巴基斯坦一国，这样的学校就有数万所。沙特王室信奉的瓦哈比教派主张的原教旨主义，也是通过这种官方和私人渠道向外广泛传播。最重要的两个结果，其一是逊尼派极端主义的高涨，例如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本义 “学生”）组织就有很多人是这种学校的产物。连伊斯兰传统相当松懈的印度尼西亚，如今也在这种影响下出现非常极端的组织。第二便是伊斯兰世界内部的教派矛盾激化和深化，这是因为瓦哈比原教旨主义把所有非主流教派尤其是什叶派看成不共戴天的异端，教派残杀日渐失控的巴基斯坦又是一个典型例子。

可以说，今天世上绝大多数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几乎都与这种泛滥的石油美元有关。创立基地组织的本·拉丹之外，参加9·11恐怖袭击的19名亡命之徒中至少15名来自沙特，充分说明这个情况。而在2001年这次死伤枕藉的恐怖事件后，白宫高层绕开全国禁飞令，特批多架专机接送数十名沙特特权人物包括本·拉丹亲属回国，足以说明华盛顿对沙特王室倡导的原教旨主义无可奈何，堪称石油禁运之后美国再次受到的来自中东地区的折辱。

美以沙三角同盟

此一时彼一时也。一旦美国不再在能源需求上受制于海外尤其中东产油区，华盛顿还会继续容忍沙特等国的石油美元支持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甚至有论客认为，在能源自给自主的情况下，山姆大叔可以在大中东随心所欲，自行其是，尤其不必再对日益上升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假以辞色。

笔者认为上述看法过于简单化。不错，能源供应是美国在中东的一项关键利益，但是《纽约时报》曾经坦率指出：美国在当地的另一项关键利益是以色列的安全生存。美国的石油自给并不能同时保证后一项利益，不足以单独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

美国参议院共和党近日发起少见的阻挠议事程序，旨在反对奥巴马总统提名的国防部长人选哈格尔。后者的主要罪状无它，正是敢于公开质疑华盛顿向以色列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损害了美国自身利益。哈格尔在参议员任上的名言，便是“我是代表内布拉斯加的参议员，而不是以色列的参议员”。

如果说美国的能源自给是个长远过程，我们也可以讨论亲以色列势力对美国政治影响力的未来演变。确有若干长远趋势威胁到美国社会上层的犹太势力，特别是天主教拉美裔和亚裔人口比例的高速增长、美国犹太人在外族通婚和其他影响下族群认同弱化，以及近年教育界出现的“犹太智能”退步迹象等等。但在未来几十年中，这些量变趋势还不足以造成犹太精英影响力的质变。

曾经合著《以色列游说势力与美国外交政策》而开罪犹太势力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瓦尔特（Stephen Walt）新近在《外交政策》网站坦承：“以巴冲突不会通过两国方案解决。”这意味着华盛顿将不得不在外交上为这一局面继续埋单，而无法从中东脱身。

以色列当前把伊朗及其核计划看成头号威胁，而与沙特组成心照不宣的权宜同盟。不少论客认为该策略非常短视，并指出正如美苏在二战结束后化友为敌，与以色列利益冲突无法调和的真正长远敌人，乃是四周直接相邻的阿拉伯人。照此逻辑，与阿拉伯人明争暗斗了1000多年的伊朗（波斯）人，应该是以色列“远交近攻”的联合对象，只是以色列近乎偏执地把其实不能无限期维持的中东核垄断看成最高国家利益，而无法顾及这一大中东千年历史模式。

然而，蕞尔小国以色列在中东的优势地位，除了自身的努力和美国的支撑，很大一个原因是对手的四分五裂。前述沙特瓦哈比主义和石油美元结合的两大后果，是伊斯兰极端主义高涨和教派冲突恶化，前者固然对美国伤害很大，后者却符合华盛顿及以色列的特殊利益。譬如在黎巴嫩，伊朗支持什叶派的真主党，沙特支持逊尼派的前总理哈里里；在巴勒斯坦，伊朗支持哈马斯，沙特支持法塔赫；在伊拉克，伊朗支持什叶派总理马利基，沙特支持在野的阿拉维；在叙利亚，沙特积极支持叙逊尼派取代得到伊朗力挺的巴沙尔。加上目前的海合会国家中，卡塔尔等海湾小国对伊朗斗争态度并不坚决，故出于以色列的安全利益及华盛顿自身对付伊朗的考虑，美国即便在能源完全自给后，也不会弃沙特如敝屣。

一言以蔽之，由于瓦哈比教派是伊斯兰世界教派冲突的最大推手 （对比之下，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便展示了与什叶派伊朗和解合作的明显愿望），即便没有能源需求，华盛顿继续支持沙特，也完全符合分而治之的传统外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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